王任（1901—1946），原名锡立，平氏镇平氏街人。生于士绅之家，早年在家乡和信阳、开封等地求学，民国14年（1925年）考取北平大学法律系。此间，感于社会黑暗不平，取“天降大任于斯人”和“世界大同，天下为公”之意，更名王任，字同公。

民国18年（1929年）大学毕业后，回桐柏教书。因痛恨贪官劣绅肆意欺压百姓，仗义代人具状上告，为当地邪恶势力所不容。次年转赴西安，在陕西省第一农业职业学校等处先后担任国文、英语、法律教员，兼办律师事务，不久挂牌作专职律师。他平素寡于谈笑，办案却机智雄辨，以“王任大律师”之称闻名西安。其时，妇女地位低下，他常常置触怒军政要员的风险于不顾，以维护妇女的正当权益为已任。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，40年代在西安时，就曾受过王任的精助。常仗义为受欺蒙冤的弱小贫穷者执言，有时不仅不收钱，还管吃管住，从不谋非义之财。因此，虽名为大律师，家中却难有积蓄，以致在他遇难后妻儿无以为生，受尽艰辛，其遗腹子出生不到3个月，即因饥寒疾病而天亡。

王任在西安期间，与共产党的亲密朋友、中国民主同盟（简称民盟）西北总支负责人杜斌丞关系甚笃。在争取和平民主的共同斗争中，他更加认清了围国的腐败，而把中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。他告诚亲友决不能和国民同流合污，曾要求随开封女高流亡到西安的堂侄女去延安报考抗日军政大学: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冯宝兴（原名王葆星），就是在其叔父王任的教育和影响下，走上革命道路的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西安革命与反革命、民主与法西斯、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十分激烈。王任勇敢地站在前列，抨击时弊，痛斥暴政，并多方组织和团结法律界局仁一起进行斗争。民国35年（1946年）1月，有国民党、共产党、民盟、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代表参加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，王任联系20多名律师联么致电祝贺，同时联名创立法制学会和法律学校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制度，积极致力于和平民主运动。2月，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校场口破坏庆祝政协成功大会，接着又连续制造事端，掀起反共恶浪。西安反动派亦遥相呼应，蠢蠢欲动。王任奉民盟西北总支部指示，发起组织作为民盟外围的人身自由保障会，并担任主要负责人。民盟西北总支部机关报《秦风日报·工商日报联合版》（简称《联合版》）为此发了消息和社论。继之，王任公开发表谈话，谴责国民党戕害人民自由和人身安全的罪行，《联合版》亦予以刊载。

同年3月1日，国民党特务在西安举行反共反苏游行，捣毁《联合版》报社营业部，殴打工作人员。次日，陕西辛亥革命元老张风翔领衔向蒋介石通电抗议王任率先参加署名。13日，主动出任《联合版》第一法律顾问，向法庭提出控告同时致信报社慰问，并痛斥“万恶的特务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捣毁报馆，行凶伤人，钳制言论，压镇民主”，质问“谁实为之，孰令制之？”在人民群众中激起了巨大反响。

对此，国民党反动派极为恼火和恐慌，阴谋首先拿他开刀，以杀一做百，进一步镇压西安和平民主运动。4月9日，王任被诬以吸食和贩卖毒品之罪逮捕人狱。他义无反顾，宣称“老虎到哪儿都吃肉！”继续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与罪行。在民盟多方组织营救和社会上的声援日益高涨的情况下，西安反动当局作贼心虚，不敢拖延，密令速将王任杀害。23日凌晨，王任被秘密押往西安市玉祥门外，从容就义，成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和平民主运动

王任之死，被称为“西安血案”而震惊全国。延安《解放日报》和重庆《新华日报》、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、民盟中央、法律界名流，都分别对国民党反动派这一血腥暴行进行揭露、抨击，或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。同年7月26日，革命圣地延安隆重举行王任、李公朴、闻一多等烈士追悼大会，朱德总司令出席大会并讲话，给诸先烈以高度评价。

1982年7月，王任烈士的遗骨安放仪式在西安市隆重举行，民盟中央专电吊唁，赞誉“王任同志头民主革命事业殉难，是全盟学习榜样”。